清朝八旗骑射流变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以渔猎为生的满族祖先们长期居住在东北白山黑水之地，狩猎、采集与捕鱼是其主要活动，满族人都比较擅长骑射，这也是他们的一项传统运动；满族人的游牧狩猎生活是骑射的基础，后来满族人慢慢来到中原地区，汉族的农耕经济对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导致其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满族八旗骑射的兴衰同时也是其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的一个反映，可以说对于清朝八旗骑射流变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的，这需要我们透过一些表象从深层次去探究八旗骑射流变的原因。

一、生产方式改变

满族入关以前的生活区域主要是东北平原大小兴安岭以及长白山一带，这一区域三面内陆，一面濒海，也正是这样的生活环境给予了满族健壮的体魄，刚强的性格和高超的骑射技术。在满族入关前与野兽的搏斗等生存环境必须面对的各种事件都强烈地使满族受到骑射的吸引，进而产生了对骑射的追求甚至崇尚，并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点的骑射文化。正因为此，满族在借助骑射东拼西搏时，一度彰显了非凡的勇气和谋略。但是，当时的交通状况和地域条件下，满族在生产上难以转向海洋发展，而只能转向中原内陆型农耕生产方式，这就使得中原成为满族的主要学习对象，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以前通过狩猎来维持生计的生活方式已经不再适用，于是满族人民开始从马上下来，进行农耕定居的生活方式，只有这样的生活方式才能给他们提供相当稳定的衣食[1]。骑射技术是狩猎和作战时才用得到的，然而在农业上已不再需要，由于受汉族农耕经济的长期影响，骑射技术开始流于形式，从一开始的一部分人逐渐发展到全国人，因此导致骑射技术的生疏也不足为奇。

二、生活方式的改变

在征战过程中，文明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征服者，在很多时候就会被文明程度较高国度的一些制度、语言或风俗所同化。这种现象也解释了为什么满族文化在与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交流的过程中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生活环境发生变化，其生活方式也会随之变化，尤其是对于像满族这样的游牧民族来说在生活方式以及风俗上的变化更大。因为打下天下立下了莫大的功劳以及巩固清朝满族的统治地
位，八旗士兵在清朝立国之后二百年里一直享受世袭贵族的权力，不管怎样，他们都是“集体食利户”[2]。八旗全部子弟都有铁饭碗，定期领饷；他们所有人都由清王朝提供衣食所需。清王朝不但要供养那些官兵，还要供养官兵家属，这些官兵还包括由于官兵的名额有限而闲置的八旗子弟。满族逐渐由原来擅于骑射、勇猛无比的民族变成了流于逸乐、过着腐朽寄生生活的特权阶层，而且他们还特别享受这种生活，原来刚健强悍的民族性格逐渐退化为腐朽软弱。因此很多八旗子
弟不仅生疏了骑射技术，没有了壮志豪情，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沦为了迷恋声色的贵公子，骑马、射箭、战斗的能力都丧失殆尽。

三、军事管理逐渐腐败

清廷皇帝在立国之后制定政策以使八旗子弟永远保持善于骑射的优良传统，之后诸多皇帝也都强调了骑射的重要性，康熙皇帝认为骑兵训练非常重要，他曾经亲自带领各位皇子进行骑射，有两次都是亲自射箭，每发每中。他还下令让十五位对射箭比较擅长的侍卫和官兵校马步进行射箭；雍正皇帝也觉得，“我大清王朝自从建国以后，弓箭和马匹是我们制胜的重要工具”；乾隆皇帝也曾下旨说，“一直以来满族人民都非常重视骑射技艺”[3]。可以说，骑射文化对大清王朝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清朝中后期骑射流变较大，骑射开始走向衰弱。很多八旗子弟早
就把“尚节俭以惜财用，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等严格的祖训抛到了九霄云外，一些贵族官僚，在腐朽安逸的生活状态下，贪污堕落、行贿受贿、徇私舞弊，就更别提骑射技术与军事操练了，八旗士兵很少进行训练活动，即使偶尔训练也只是流于形式。清朝努尔哈赤时期功勋卓著并已掌握执政大权的太子褚英因处事不公，作威作福，骄横专权惹起众怒，最后被太祖挥泪斩杀，然而清朝后期这些违背祖训的八旗子弟却并不会受到重罚。道光时期的
“精锐”禁军，大多数的武官出门都坐轿子，也不怎么骑马，有的八旗官员十个人骑马有一半人从马上掉下来，这就使得清兵战斗力急剧下降[4]。从乾隆中期开始一直到同治初年，清军差不多已经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同治到清朝末期，我们在史书中根本找不到八旗子弟习武练兵的相关记载，真实的战争就是他们战斗力下降的最好的证据，享乐腐败把以前那么勇猛的八旗劲旅的锐气消磨殆尽。

四、马政的逐渐衰落

在清朝统治时期，骑兵属于经制军八旗和绿营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兵种，驻守边防的八旗战马总量大概在75000 匹到95000匹，绿营战马总量在10 万到12 万之间。此外京师还有将近11500匹八旗马，这样算起来清朝战马总量是很高的，大概有186500 匹到226500 匹[5]。清朝对战马的管理相当严格，“普通偷马的人，犯的罪比较轻；在军营中偷马的人，犯的罪就特别大。”如果八旗子弟私自外出贩卖马匹，其佐领骁骑校就会被惩罚一年不给俸禄，还要接受五十鞭打；如果私自贩卖马匹的是家仆的话，其主人如果是官职的话就要接受罚俸一年的惩罚；如果其主人是平民就要接受一百鞭打的惩罚。在清朝由太仆寺负责掌管马政，可以说是管马的最高行政机构，最高领导官名叫做太仆寺卿，满族一人汉族一人担任此官职。而且，当时甘肃甘州与新疆巴里坤这两个地区是占有重要地位的牧场。清朝时，差不多所有的驻守边防的八旗都设有专门牧场，绿营边防兵也一样。康熙与乾隆执政时期，清朝牧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是清朝的牧业从清代中期推行的牧马之政开始走向衰落，清朝的马政慢慢衰落，也随之出现了很多问题。蓄养的牲畜逐渐减少，尤其是马，由于战事较少，导致很多牧场闲置，甚至很多牧场开始慢慢向农场转变。嘉庆执政时期，马厂的很多官员都不忠于职守，擅自喂马、卖马，玩忽职守等类似的情况屡见不鲜。等到道光年间，是否废除八旗圈马制成为一时的关注焦点。道光元年（1821），都统英一起上奏皇帝要求废除八旗圈马制。包括托津在内的很多大臣都反对这一主张，他们觉得应该遵循老祖宗留下来的制度。而道光皇帝却对这件事做了折中处理，“把满洲内2400 匹马酌情划拨出来1000 匹，分别分给每个前锋营和八旗护军营各100 匹；再酌情划拨出1000 匹
分配给察哈尔让他们进行牧养，以供不时之需；剩下的400 匹马让满洲的八旗按照左右两翼，一翼是四旗，让他们轮流对这些马匹进行圈养。”[6]咸同年间，以前管理马政的制度已经没有什么效果，而且越来越腐败衰落。例如，同治四年（1865），太仆寺负责牧群管理的固山达违反规定监守自盗，一位名叫乌勒哲依达赖的牧长竟然偷偷抵换了13 匹官马，而且还外加侵蚀了18 匹。到了光绪统治时期，马政制度已经没有任何约束力，只是在名义上仍然存在，甘肃地区的马厂都被“洗劫一空”。全国各地的牧场规模迅速缩小。这时的八旗士兵已经不太会养马了，仅凭盛京三大牧场来提供马匹，根本供不应求，因此很多士兵骑的是力气小、不耐劳的棚马。清朝马政的衰落，是清朝八旗骑射技艺逐渐退化的直接原因。

五、历史事件促使变迁

清人入关之前仍处于游牧经济时代，擅长骑射，并不会制造和使用火器。八旗劲旅仅凭弓矢刀矛等冷兵器，与装备火铳以及西式鸟枪、佛朗机和红夷重型大炮的明军对敌交战，易造成很大伤亡。尤其在天启六年，明朝取得“宁锦大捷”，坚城和重型大炮成为明军抵御后金进攻的主要作战方式。而且作战时，明军猛烈的火力攻势，也给装备冷兵器的清军带来巨大的心理震慑。为了适应战争局势的变化，皇太极从多次战败中吸取教训，迫切感到掌握先进火器技术的必要性，因而重用被俘的汉人工匠，迅速大量仿制西洋火器。从一定意义上讲，装备和仿制红夷大炮为后金最终取代明朝、入主中原，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在历次战斗中，特别是决定在明清双方命运的萨尔浒之战及平定张格尔叛乱的诸多重要战事中清军的骑射均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因此在清政府入关后一直相当重视骑射。直到英国人带着洋枪大炮出现在中国时，清兵还在遵守祖训，用骑射弓箭来对抗，早就把刀枪放起来的八旗劲旅和士兵慌慌张张地披挂上阵，导致“手无缚鸡之力”，最后一败涂地。1860 年的英法联军和1900 年的八国联军轻而易举攻破了整个北京城，此时东北三省的官兵要求政府使用最新的军事装备。随着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不断加剧，洋务运动应运而生，清政府不得不改变以往的军事装备，开始兴修铁路、建造轮船、改良军事武器、建立军事学堂、操练适应时代潮流的新式军队，以上这些措施慢慢取代了弓箭骑射，自此之后，那些以擅长骑射、勇猛善战著称的八旗劲旅，就永远地销声匿迹了，以上这些都使得以骑射为主要方式的古老作战方式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也使得清朝骑射由辉煌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