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入关后骑射文化变迁刍议

一、骑射文化在生活习俗中的变迁
骑射源于渔猎活动，骑射文化则是满族文化的一种模式，在满族入关后发生了变迁。导致变迁的原因有二: 其一，生计方式的改变。满族入关后改变以骑射为主的渔猎经济方式，从事农耕经济。其二，生活环境的改变。入关后，满族分成三部分: 驻京八旗、驻防八旗和留守八旗。驻京八旗、驻防八旗离开东北，移居内地，以骑射为代表的满族文化受到汉族文化的激烈影响，失去主流文化的地位。留守
八旗居于东北，骑射文化保留完好，并满族骑射文化呈现出多元化演变趋势。

1． 服饰满族服饰种类繁多，如，常袍、行袍、四契袍、鞋靴、马褂等。满族服饰的样式不仅体现满族审美，而且突出其便于骑射的功能。袍子类衣襟较长，“皆前后开两襟，便于骑射”［1］，在袖口处呈梯形的护手也是为便于骑射。满将“袖子”称wahan，其状如马蹄，又称“马蹄袖”。满族挽弓搭箭以扳指为辅助，将其戴在拉弓手的拇指，保护拇指，并借助硬质的扳指，增大拇指受力。早期满族多谙习射猎，佩戴扳指多为兽骨、兽角打磨而制，佩戴扳指仅为挽弓射猎之用。满族入关后，无论满汉士庶皆以佩戴扳指为时尚，扳指材质也发生变化，出现和田玉、岫岩玉、羊脂玉、缅甸翡翠、玛瑙等珍贵材质制作的扳指。玉石类扳指或软或脆，无法在射箭时使用，挽弓时仍须戴骨质扳指。

2． 生育
骑射文化对满族育儿习俗有一定影响。如，满族若诞下男婴，便于房门悬小弓箭，告示他人屋内有产妇勿扰，并寄托男婴长大后成为能挽弓骑马的勇士。此习俗与汉族早期的诞子弧矢挂于门左相似，满族诞子悬挂弓矢的习俗源于母系社会晚期的“授弓仪式”。［2］满族将婴儿放置悠车的习俗也是渔猎经济的遗留。父母用被褥裹住婴儿，防止婴儿掉落，将摇车吊挂在树杈上防止野兽侵害，后来演化为悬挂房梁。满族还有用布条轻绑婴儿腿部的育儿习惯，称“绑腿”。因婴儿骨骼发育迅速，绑令婴儿腿部使其发育更加笔直，便于儿童长大后骑马射箭。满族俗留发辫，将后脑附近的头发尽数剃去，编成发辫，垂于后脑。满族婴儿睡扁头的习俗与此相关。满族将婴儿放于摇车，令其枕硬荞麦皮或糠皮枕头，久之便形成头部前圆后扁的形状，便于孩童留辫骑射。乾隆帝曾对此习俗进行解释: “国朝旧俗，儿生数日，置卧具，令儿仰寝其中，久而脑骨自平，头行似匾，斯乃习而自然，无足为异”［3］。此习俗在东北地区影响深远，东北地区的汉、鄂伦春、鄂温克、赫哲、达斡尔等民族也受到了满族的影响。

3． 婚丧在满族婚俗中也见到骑射文化痕迹。新娘花轿到新郎家门前之后，新郎对花轿虚射三箭，以驱煞神，俗称“射三箭”，寓意吉祥。待花轿进入新郎家院内，新娘不得下轿，须由新郎背抱新娘跨过马鞍。在此，马鞍象征高山，寓意男女双方克服困难幸福生活。跨鞍习俗至今仍多见于东北满族，汉族婚俗中
亦有跨火盆等相似环节，东北各地方县志多有记载。在满族丧俗中，亲人在死者头前贡一碗“倒头饭”( 取谐音“到头”) ，并插上“打狗棒”。打狗棒用面和成团，其上插放死者生前所用的三支箭，再蘸过香油点燃，寓意死者在黄泉路上遇到野狗阻挠，便可用面食驱离，或用弓箭驱赶。满族丧葬中的“烧活”习俗，来自女真人的“烧饭”旧俗。即焚烧死者生前所喜爱东西，如，焚烧奴婢、鞍马、衣物，以及亲戚朋友祭祀用的酒食、物品，以供死者享用。《大金国志》载: “贵者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之。其祀祭饮食之物尽焚之，谓之烧饭。”［4］满族承袭女真旧俗，在祭祀时，宰杀死者生前所乘的马匹，祭祀死者。《御制增订清文鉴》对“杀马楦皮焚祭”的解释如下:“将死者( 生前) 所乘之马杀掉，整个剥皮楦起，上坟时和马鞍一并排列在坟前，待祭祀后焚纸时一起焚化，叫做杀马楦皮焚祭”。① 满族入关后，此习俗发生变化，是因为入关后的满族以农耕为生计方式，马匹成为主要劳动工具而得到保护，而杀马祭祀成为一种浪费，改焚烧纸人或纸马进行祭祀。
4． 生产
满族在长期的狩猎活动中，逐渐形成围猎习惯，狩猎时众人拉成横队，将兽群赶到一处进行猎杀。在围猎组织中，每10 人选一人为队长，称为“牛录厄真”，每人出一支箭作信物。围猎不仅提高狩猎效果，而且培养人们的团队协作和纪律意识。1601 年，努尔哈赤参考围猎，进行军队改造。首先，将牛录扩大到300 人的军事单位，将原来分散的人口汇聚一处。其次，将“牛录厄真”定为官职，统领本部所属300 兵马，完成将原有的临时狩猎组织向军事组织的转变。之后，努尔哈赤在牛录制度基础上，创立八旗制度。八旗是一个严密的军事组织，将军队以固山、甲剌、牛禄为基本单位相互配合进行军事行动，形成一支拥有严明纪律、各兵种紧密配合行之有效的作战单位。至此，满族的骑射由原有的狩猎生产功能向军事功能转化。

二、骑射文化变迁的特点
1． 军事化随着清朝政权的逐步稳固，八旗满族骑射战力呈现高、中、低的三种层次。首先，留守八旗因为偏居东北一隅，并“皆熟国语，捕打海参、海菜为生，少耕作。春夏秋冬，射猎无虚日，尤娴于枪”［5］。满族依然在东北占据多数人口，其狩猎方式始终得以保留，战斗力最高。其次，驻京八旗相继建立健锐营、
火器营、善扑营、虎枪营等部队，虽然武器甚好，但他们彻底放弃渔猎生产活动，依靠丰厚的饷银生活。此外，驻防八旗虽然居住于满城之内，但深入内地，受汉文化的强烈影响。到康熙时期，驻防八旗的战斗力已不如前，乾隆以后更是每况愈下。如，乾隆皇帝对福州满洲八旗官兵调防台湾时感叹: “从前出师满兵，尚能出力。此次福州满兵自到台湾，不过逐队行走，毫无奋勉，殊属耻。”［6］
清中期之后，全国各地武装起义不断发生，在镇压白莲教、太平军的战斗中，八旗满族的战斗力今非昔比，大大下滑。另外，清朝统治者极度依赖弓箭，忽略火器，直接导致在对外战争中的失败。自清朝中后期开始，弓矢在战争中的作用已不明显，造成满族骑射文化的衰落。光绪朝时期，清廷组建新军，采用西方军事制度，进而武器装备全部更换为先进枪械，弓矢骑射，退出历史舞台。
2． 礼法化
弓矢自发明以来，作为狩猎和征伐工具得到广泛使用。与汉族弓箭文化对比，在入关之前，满族弓箭文化未能上升到礼法的高度。原因有以下几点: 满族在历史上长期处于松散状态，缺乏民族整体的文化向心力; 入关前，满族长期从事狩猎采集经济，与汉族文化的差别较大; 满族国家政权出现较晚，缺乏与汉族相似的连续王朝更迭，骑射文化难以通过国家政权得到整合和舆导。《礼记》言: “射者，进退
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7］通
过射箭活动反映人的德行修为等品德，而射艺原本便是儒家文化的内容。
入关后，满族受汉族儒家思想的影响，皇帝则至极推崇儒家思想。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满族骑射文化中也开始增多儒家的修身、心法、德行等内容。如，乾隆时期满汉合璧《射的说》将儒家射艺内容译成满文，以便八旗兵丁学习。在创制满文之前，缺乏文献记载，我们难以理解满族射箭文化的相关内容，满族及其先世以经验传授射箭文化。《射的说》是满族和汉族的骑射文化交融的结果，使满族射箭的步骤更加规范化，将汉族射艺、射礼吸纳到满族骑射文化当中。

3． 娱乐化
在满族生活中，有许多习射竞技游戏，如，“射鸽子”“射香火”“射花篮式”“射羊眼”“射绸”等。“射绸”是以方寸之绸悬于空中，人在远处射之; “射香火”则更加难，于暮夜悬香火于空而射之。清代，射箭娱乐十分盛行，“满洲士大夫家居亦以射为娱，家有射圃，良友三五，约期为会”［8］。清初文人吴振臣被发配宁古塔后，接触当地满族，熟悉驻防将领以骑射娱乐的活动。“巴公长子，昼则读书，夜则骑射，各携自制小箭一、二十枝，每人各出二枝，如聚五人，共箭十枝，竖于一簇，远三十步，依次而射，射中者得箭，每以此为戏。”［9］可见，骑射在满族的日常娱乐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4． 教育化
入关后，随着生计方式的改变，满族的骑射传承完全依靠学校教学和军队训练。“国语骑射”日渐松弛，对八旗子弟的骑射教育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甚至雍正六年( 1728 年) 发生皇帝“近见挑选之侍卫、护军，弃其应习之清语，反以汉语互相戏谑”［10］之事。鉴于此，清政府设立翻译考试制度，以督促八旗子弟学习满语，设立考核制度，强化骑射能力，把“国语骑射”能力，作为晋升和惩罚的依据。清政府陆续开设学校，在北京、黑龙江、吉林、盛京等设立八旗官学、义学和私塾，教习国语骑射。满族骑射教育培养大批优秀人才，普及骑射文化。

5． 体育竞技化
清朝灭亡之后，八旗组织随即瓦解，“国语骑射”已成历史。但骑射对满族文化的影响至深至远，深深地融入到满族的日常生活习俗中。目前，在满族当中依然持有尚武的习惯，其中由骑射衍化而来的跑马、赛马、马术、走马、射箭等具有健身性、娱乐性、消遣性的项目得以完好保留。在各地举办的满族莫勒真大会已经发展成为以体育竞赛为主、展示满族文化为辅的现代综合性民族赛事，融合了满族体育、文化、艺术、宗教等诸多因素，使骑射以更加广泛的形式传承并且经久不衰。
三、结语骑射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积淀，在满族当中相传发展，沿袭先辈的文化习俗，保持满族独特的生活方式，已逐渐成为满族特有的文化模式。“所谓文化模式，就是特定民族或特定时代人们普遍认同的，由自在的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价值取向、习俗、伦理规范等构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或者说是基本的生存方式或样法。”［11］满族骑射文化在原有的基础之上，根据其自身特点、时代特点而发生变化，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过程中，融入异族文化的要素。通过研究满族骑射文化变迁就可发现，满族骑射文化处于变迁状态，其变迁又促使满族文化模式发生变化。骑射文化渗透于满族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满族文化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